西夏可取，欲取西夏，当复河，湟，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。
此乃出自王韶的平戎策。
在王韶上奏平戎策时，正值熙宁三年，恰是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变法。
年轻的神宗皇帝命他成秦风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。
熙宁四年，王韶授命在青唐之地招抚吐蕃诸部，其中有一部族名为俞龙珂部，族长俞龙珂因仰慕包拯率十二万口内附，被赐包姓，名为包顺。
而今，刘然等人的目的，便是前往河州，河州距离刘然等人的地方，并不远，仅仅只有二百公里不到。。
刚入河州，刘然便能看到在官道上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有骑者，亦有步行者，这些人的身后也有大量的货物运载，或为茶叶，或为布匹绫罗，又或是马匹，以及牛羊。
而这些运送货的人，有身着白衣兽皮的蕃人，亦有身着右衽服饰的宋人。
而他们在此地，其乐融融，并未有河湟之地那般仇视。
甚有宋人见到熟络的蕃人，纵声问好，彼此之间互换礼品。
这一幕，令刘然身后的弓箭手，忍不住略有些茫然，须知他们前番才和蕃人厮杀，互为仇敌，而此地却和气一团，着实让他们有些匪夷所思。
对于这一幕，刘然倒是不意外，湟州虽在元符二年收复，但此间争战从未熄灭，反而因此而愈来愈盛，尤其是在哲宗去世之后，西夏党项人联合青唐残余势力，围攻湟州，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，而在那之前，归降宋国的蕃人高永年，也因被诓骗而去，被乱刀砍死，直至1108年，这场战争以宋国胜利，得以停息。
宋国胜利，但也因此耗费甚大，军需军费花费数以千万贯，也令当今官家赵佶命蔡京在陕西五路施行当十钱，这才勉力维持钱荒的窘迫。
所谓当十钱，早在宋仁宗康定元年便有过先例，当时宋军攻打西夏，陕西供应军费不足，所以奏请朝廷铸造大铜钱与小平钱并行，大铜钱以一当十。
此后，又造折十铁钱，引发民间盗铸，令钱法大乱，朝廷经过频繁调整钱法，方才逐步平息了钱法的混乱，蔡京比照陕西大钱的形制铸造当十钱。
但此贻害无穷，令货币膨胀的十分可怕，崇宁四年，也就是1105年，尚书台便上奏，访闻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，率以船筏于江海内鼓铸，当职官全不究心，纵奸容恶。”百姓盗铸当十钱，将小钱销熔为铜，浇铸为大钱，即可获得数倍利润。
大观三年1109年，尚书台再次上奏，小钱便民久矣，古者军兴，锡赏不继，或以一当百，或以一当千，此权时之宜，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？当十鼓铸，有数倍之息，虽日斩之，其势不可遏。
赵佶这才罢平当十钱，但陕西诸路的商贸，因通货膨胀，而纷乱不朽。
因此，河湟之地深受通货膨胀的危害，边军的后勤需花费数十倍的物资，才得以维持。
这也令驻扎在河湟各地的边军，想要维持军需，以及自身的奢侈，唯有不断掠夺散落的蕃人，才可维持，毕竟掠夺总比建设来的快，但这也令河湟诸地的蕃人与河湟诸地的边军，彼此之间充斥着血海深仇。
这血海深仇，难以消亡，或只有另一方彻底的消散，被征服怕了，才有可能结束。
然而纵使宋军在河湟强盛，蕃人也非孤军作战，他们身后站的正是西夏，西夏怎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。